2017-05-21 05:02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李白與絲路文化
演講人：李浩?演講地點：西北大學太白校區圖書館?演講時間：2017年1月
從李白“草嚇蠻書”說起
唐代長安與絲路文化李白與西域關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李白身世之謎與絲路文化李白親友與絲路文化李白的行旅與作品中的絲路文化
唐人范傳正在《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下文簡稱“碑序”）中記載：“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唐人劉全白在《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中記載：“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並上《宣唐鴻猷》一篇。”元人王伯成雜劇《李太白貶夜郎》第一折也有：“那裡是樽前誤草嚇蠻書。”清人黃宗憲的《流求歌》也沿用這個典故：“歸化雖編歸漢裡，畏威終奉嚇蠻書。”褚人獲的《隋唐演義》等文學作品也對此事有歌詠和渲染。這些說法均難以完全憑信。但為什麼從唐代開始人們就喜歡將此事附會在李白身上，為什麼都誇耀李白能“答蕃書”“草嚇蠻書”呢？
李浩 陜西靖邊人，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暨漢唐文學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等。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文化、唐代文學、傢族與地域文學、園林文學等。
《李白行吟圖》梁楷（南宋）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這一明顯的附會現象卻引發瞭我的幾點學理性思考：一是唐代所謂“蠻書”，確有其書，但是指唐人樊綽所著《蠻書》，此蠻書非彼蠻書，它是唐代記載南詔（在今雲南）大理地區的一部歷史地理著作。
二是小說中所言李白閱讀和回復的是渤海國語言文字。渤海國在今天我國東北地區，當時這個地區的民族主要是靺鞨族，分為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渤海國主要是粟末靺鞨。據大多數研究者的看法，李白並沒有去過東北地區，他沒有太多機會接觸渤海國的語言，更不用說精通。但是，文學傢為何把“醉草嚇蠻書”的桂冠授予李白，而不是杜甫、王維、岑參、高適或其他詩人？
三是即便人物與故事的核心情節是虛構的，但假托李白致書中提到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鵝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菻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珠貢於林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醉之獻等，這些卻是事實，多與隋唐的中外交流和絲路文化有關。
四是在唐代這樣一個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絲路貿易昌盛的時期，李白經常往來並居住於國際化大都市長安，五方雜處，風雲際會，李白是否也濡染瞭時代風氣？或者說他與這一時代風氣有何關系？
五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前有裴矩、玄奘等熟知殊方，後有杜環等經行中亞，且都有關於西域的行旅經歷和著作。他們是如何與異域的人們交流的？又用什麼樣的語言交流？特別是像玄奘、杜環等都在絲路地區生活多年，他們是否懂外語，懂哪些外語，從何處學習，外語這個窗口對他們瞭解認知域外文化有何作用？
從這些稗官野史，甚至有些穿鑿附會的故事背後，我們可以看到李白是有接觸、瞭解絲路地區其他民族語言文化的條件的。2015年10月，兩個與李白相關的學術會議相繼在唐代首都所在地和古代碎葉城所在地召開，一個是在西安召開的中國李白研究會第十七屆年會，另一個是在吉爾吉斯斯坦召開的“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樣兩個學術活動與我今天要講的題目也有瞭某些聯系。
唐代長安與絲路文化
李白筆下的長安城：“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其一）“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其二）兩首詩均提及長安的地名，青綺門是外郭城東門，詩中多作為送行之地的代稱。金市指長安的西市，為唐代絲綢之路貿易所在地。有趣的是，長安東、西兩地都有西域胡姬的酒肆。這並不是什麼稀奇事，學界也早有研究。知名學者向達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著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其中專設一節討論西市胡店與胡姬。美國學者陸威儀著《世界性的帝國：唐朝》一書設專章討論唐朝的“外都世界”，其中用一節的篇幅敘述“在唐朝的外國人”（《哈佛中國史》第三卷）。前人所謂“西域”研究，與今天的絲綢之路研究，有很大的交叉和重復。循名責實，應該先有漢代張騫鑿通西域及隋唐以來絲路文化興盛的事實，後來才有“絲綢之路”概念及研究的出現。
一是絲路文化在唐代長安的遺跡。由於唐武宗時的毀佛及歷代戰亂等的破壞，長安地上的絲路文化遺跡大多數已湮滅，但是今天西安至少還保存有大慈恩寺（大雁塔）、薦福寺（小雁塔）。景教，唐代時正式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裡派，也被稱為東方亞述教會。景教起源於今日敘利亞，是從希臘正教（東正教）分裂出來的基督教教派，由敘利亞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聶斯脫裡於公元428至431年創立。一般認為，景教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曾一度在長安很興盛，但多由非漢族民眾所信奉。唐代景教的寺院，現在地面上已經看不到，但西安碑林博物館保存有記載唐代景教情況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2000年以來，在西安大明宮遺址北，相繼發掘瞭安伽墓、史君墓和康業墓等三座粟特人墓葬。墓志上的粟特文引起中外學者的關註，其中安伽墓門上的祆教彩繪、石榻浮雕上的絲路舞會，反映入華粟特人的宗教及生活圖像，彌足珍貴。
二是絲路沿線外族人在唐代長安的居所。絲路沿線外族人來長安的接待賓舍在什麼地方？一般認為是在鴻臚寺與禮賓院，即唐朝中央政府主管民族事務與外事接待的機構。但需要註意的是，鴻臚寺與禮賓院是外交主管機構，不可能接納很多外國或其他民族人士居住。其實鴻臚邸舍、鴻臚客館才是他們的主要居住地，它們相當於今天的國賓館，舊址約在今西安城含光門內之東甜水井街至四府街南段（參看張永祿主編《唐代長安詞典》）。
三是絲路文化促成文明互鑒的一些例證。絲路文化與唐代文化相互影響，交融促進，這裡以法顯、裴矩、玄奘、杜環、圓仁、遍照金剛、崔致遠、李珣等為例，其中前四位是華夏學人，後四人是境外僧人或學者。志向高遠的中原士人沿著絲綢之路向外學習，取得卓絕的成就。法顯是東晉高僧、旅行傢、翻譯傢，他早於玄奘幾百年即到西域、天竺取經，寫出瞭《佛國記》。裴矩是隋唐時期的人，《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記載：“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矩）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可以說他是一個有心之人，留下瞭一部記載絲路文化風物的重要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名氣更大，不必贅述。杜環是大政治傢、制度學傢杜佑的族侄，他隨高仙芝西征中亞怛邏斯，兵敗被俘，滯留西域，其後曾遊歷西亞、北非。這批滯留的唐人把中原的造紙術等技術傳播到瞭中亞，並在撒馬爾罕開辦瞭一個造紙作坊，於是中國的先進發明經由絲路傳到瞭歐洲。杜環後來逃回唐朝，將他的歷險經歷著成《經行記》。杜佑《通典》引用瞭《經行記》的內容，該書賴此保留瞭一些。圓仁是日本僧人，他偷渡到中國，到過五臺山、洛陽、長安等地，最後以日記體的形式撰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他在中國的見聞。遍照金剛是一位日本遣唐的僧人，他撰有《文鏡秘府論》，把唐代成熟起來的格律詩的具體細節情況記錄下來、傳到瞭日本。崔致遠是新羅（今韓國）人，他來唐朝留學，並考中進士，還在唐朝做官，後來又回到新羅，有用漢文創作的詩文集《桂苑筆耕集》傳世。李珣是波斯人，他的《海藥本草》是專門記述由波斯等域外傳入中國的藥物的名稱、特點、性能等的醫學著作。
這兩組學者的八部著作很好地闡釋瞭絲綢之路、絲路文化促進中外文化“雙向饋贈”“文明互鑒”的理論。美國學者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曾說：“唐朝人追求外來物品的風氣滲透瞭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個唐代都沒有從崇尚外來物品的社會風氣中解脫出來。”指出絲路文化對唐代社會文化的影響。另外兩位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在《中國：傳統與變革》一書中指出：“唐朝作為當時最大的帝國受到許多鄰近民族的極力仿效。人類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註意中國，不僅把它視為當時首屈一指的軍事強國而且視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這在唐以前從未有過，以後也不曾再有。”從另外一個側面來評價，指出周邊鄰近民族把唐朝當作政治和文化的榜樣，當時綜合國力的提升和文化“軟實力”的增強，實與開放開明的絲路文化興盛分不開。
李白台中申請商標代辦與西域關系已有的研究成果
早在唐代，李陽冰為《李白集》作序時就說：“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神龍之始，逃歸於蜀。”（李陽冰《草堂集序》）中唐范傳正在《碑序》中也說：“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李暠）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台中商標申請代辦離散落，隱易姓名。”新、舊《唐書》中也有類似記述，其中《新唐書·李白傳》中說：“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三條記載，一說謫居條支、一說竄於碎葉，一說以罪徙西域。三個說法並不相同，具體地點及古今沿革也眾說紛紜。但若說其地即絲綢之路的某個節點城市，當無大的問題。
現代學者也有不少論述。陳寅恪先生說：“夫以一元非漢姓之傢，忽來從西域，自稱其先世於隋末由中國謫居於西突厥舊疆之內，實為一必不可能之事。則其人本為西域胡人，絕無疑義矣。”（《金明館叢稿初編·李太白氏族之疑問》）郭沫若先生則認為他“以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出生於中央亞細亞的碎葉城”（《李白與杜甫》）周勛初先生說：“此時碎葉雖然還未納入中國的版圖，但東西交通還是通暢的，李白先人自可沿著絲綢之路遷徙到碎葉去。”（《李白評傳》）袁行霈總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則說：“不知由於何種原因，李白先世謫居條支或碎葉，李白就出生在那裡，大約在他五歲時，隨傢從碎葉遷居蜀之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可見，無論是原始文獻還是現代學者的觀點，大傢共同認識到李白的出生地與西域、與中亞地區即後來所謂絲綢之路是有關聯性的。
葛景春先生談論李白與西域文化的關系時指出：“在盛唐的著名詩人中，一說到西域及絲綢之路，人們一定會首先想到兩位詩人，一個是李白，一個是岑參。我們知道，岑參是一位著名的邊塞詩人，他就像一個高明的攝影師，將中亞西域的壯麗風光和風土人情，生動形象地呈現在他的詩中。但李白的西域文化因子，並不完全表現在他的詩中，而是烙在他的靈魂上，溶化在他的血脈中。可以說，岑參詩中的西域文化成分，隻是表現在風物和景象上，而李白的西域文化因素，卻體現在他的骨子裡。他本身就是中國文化和西域外來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葛景春《李白及其詩歌中的絲路文化色彩》）他敏銳地揭示瞭絲路文化對於李白影響的深刻性和內在性。
李白身世之謎與絲路文化
出生地之謎。李白出生地有碎葉、條支、西域諸說，諸說之間有什麼關系？幾個地名究竟在什麼地方？西域、碎葉確指何處？學界爭議很大。但它們都是絲綢之路上的節點城市。
傢世世系之謎。李白身上還有一個更大的迷，即他的傢世之謎。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述說：“白本傢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傢。”右姓就是豪門大姓，但究竟是什麼樣的傢族，做什麼官，是富商還是顯貴？並沒有說清楚。范傳正《碑序》說他“其先隴西成紀人。……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涼武昭王之後”，就是說李白與李唐統治者是本傢，這種說法是否可信，無法考證。
卒葬地之謎。范傳正《碑序》中說：“殯於龍山東麓，……卜新宅於青山之陽，……故鄉萬裡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李白權殯和遷葬的龍山、青山都在今天安徽的馬鞍山，這裡並不是他的故鄉。“故鄉萬裡且無嗣”，李白有兒子伯禽和女兒明月奴，這裡卻說“無嗣”。“故鄉萬裡”，他的故鄉在哪？我們知道，包括唐代在內的中國古代漢族士人，乃至一般傢族都很看重落葉歸根、去世後安葬故鄉祖塋，像杜甫，去世後權殯在洞庭湖附近平江，四十年後其孫杜嗣業還是把他靈柩運回偃師的祖塋，和杜預、杜審言葬在一起。但李白卒於客寓，未遷歸祖塋，頗異唐代士族喪葬禮俗，雖因子孫無經濟條件歸葬，但亦當與其傢久居西域，濡染胡風，中原禮俗觀念淡薄有關。
李白出生地、世系、卒葬地的無從核實，讓人迷惑難解之處，也許正是因為他這方面有一些不便道明的地方，這可能與他傢族的絲路生活背景有關。
李白親友與絲路台中申請商標費用文化
李白傢人親友中也頗有一些地方，似乎顯示著他與絲綢之路文化的緊密關系。
李白父親“李客”的名字。李白的父親叫李客。陳寅恪先生指出：“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於華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為名，其實非自稱之本名也。”（《金明館叢稿初編》）還有人說，李客是他遷住蜀中江油時當地人對他的稱呼。陜西關中地區現在還有將遊走流動的人稱作“客”的習慣，比如夏收期間幫助收麥的被稱作“麥客”，使拳弄棒的俠者被稱為“刀客”，遊走各地展示廚藝的被稱為“勺客”。
李白妹妹“月圓”的名字。宋代楊天惠《彰明逸事》中記載，李白有一妹妹叫月圓。周勛初先生指出，在古人的觀念中東邊的扶桑是太陽升起之地，西邊的月窟是月亮升起之地，月與西方有密切的關系。李白筆下大量描寫的“月”，其妹妹取名月圓，都寓托著對遠西出生之地的懷戀（《詩仙李白之謎》）。
李白之子名字“頗黎”。李白兒子大名叫伯禽，伯禽原是周公之子的名字，可能寄寓李白的政治抱負。伯禽小名叫頗黎，更富有西域的色彩。頗黎即玻璃，是外來語，一說源自梵語sphatika，另一說源自波斯語phatka。饒宗頤先生曾提到，美國學者E·O·Eide（艾龍）認為李白之父客、子伯禽二名，都是突厥語（饒宗頤《李白出生地——碎葉》）。不管是來自梵語、波斯語還是突厥語，應該都與西域文化有密切的關系。
李白之女“明月奴”的名字。李白的女兒叫明月奴，季羨林、岑仲勉等學者認為，“奴”字綴於人名之尾，即佛之奴仆之義，取名習俗與佛教文化有關。
采詩認為“奴”字是由梵文轉譯的，即Dasa（達沙）的意譯，是一種愛稱。楊憲益則認為，“達沙”的意思則是“奴”，這是一個相當常見的梵文名字（《譯餘偶拾》）。
李白友人吳指南的喪葬習俗。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他的好友吳指南去世後先是他將吳的遺體權葬在洞庭湖一帶，數年後李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埋葬在鄂城（在今湖北）之東。周勛初先生認為李白這種“剔骨葬友”的做法和南蠻遺風與突厥喪葬習俗有關（《詩仙李白之謎》），也有學者說與吐蕃的天葬習俗有關。總之這不是漢族的習俗，也可看出他身上所具有的異域文化傳統。
總之，從李白傢人的名字、李白對朋友的這種特別的感情上，我們仔細考察，頗能看到有許多不合乎中原漢民族文化傳統的地方，這可能與他的傢族曾在絲路沿線地區生活過，濡染瞭當地民族的風習有關。
李白的行旅與作品中的絲路文化
李白一生喜歡旅遊，他自己曾說“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其實李白一生有三次與絲路文化相關的大的旅程。第一次是幼年之行，五歲時隨傢人由碎葉回到內地，走的大體是陸上絲路的線路。第二次是壯年時由川出峽，由南向北，走的大體是後來茶馬貿易的路線。第三次是中年時由西向東，從中原到邊地。這次旅行是安旗等學者最早發現的，安旗先生指出李白曾到過北方的幽燕一帶。這三次大的行旅，都使他有機會接觸少數民族的文化和習俗。
李白作品中所記載，最引人註目的是他對民族戰爭的態度，頗有些與眾不同，超越時代之處。他在《古風》其十九中說：“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這是對安史之亂的批判，由於安史之亂是胡人將領的叛亂，所以他大力批判，態度和當時大多數詩人一樣，對導致生靈塗炭的叛軍撻伐批判。但有些詩中則可看出他的不一樣之處。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君不能貍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對哥舒翰攻取吐蕃石堡的戰爭持批判態度，與當時王維、儲光羲、高適等對此一味歌頌相比較，思想的高下深淺就顯示瞭出來，在這一點上李白是一個超越時代的偉大詩人。還有《古風》其四十三、《書懷贈南陵常贊府》抒發對唐王朝攻打南詔大理國的看法，也是持大力批判的態度。
當時的文士多有“夷夏之防”的觀念，但李白卻沒有。唐太宗李世民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可以說李白能夠領會唐太宗“華夷如一”的民族思想，所以能夠在夷夏觀念上超越時代的理念，他不是一個隻會舞文弄墨、雕章琢句的小文人，他是一個有大中華思想、天下意識的大詩人。這是我們研究、認識李白作品時需要註意的，不應隻在字句上鉤深索隱，而是要在大處領會李白超越時代的偉大之處。周勛初先生曾發現，在李白的全部詩文中，從未用過“蕃”字、“番”字或“蠻”字。隻出現過“陳蕃”的“蕃”字，但是這是古人的名字，不是對少數民族的稱呼。（《詩仙李白之謎》）李白詩中用過“胡”字，但這是一個中性詞，不含有輕蔑意思。李白思想能達到這一境地，可以說和他深受絲路沿線多民族文化影響，自幼具有民族平等的意識不無關系。
李白《戰城南》詩中說：“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老子》中的說法和思想。李白吸收這種熱愛和平的思想觀念，主張不輕啟邊釁，不輕言戰爭，與杜甫《兵車行》中“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的反對窮兵黷武旨趣相通，思想深邃，境界高遠，值得今日世界各民族人民溫習和思考。
李白詩中還描寫瞭不少西域地區音樂、舞蹈等文化內容。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說：“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葛景春先生認為，李白《東山吟》“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扶風豪士歌》“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等詩表明，他“本人也能自編自跳青海舞、脫帽舞等”胡人的舞蹈（葛景春《李白及其詩歌中的絲路文化色彩》）。李白又有《僧伽歌》一詩，描述他和從南天竺來的僧人僧伽熟識、交往的情況，也頗有異域色彩。
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曾記載說：“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表明他是一個樂善好施的慈善傢。但樂善好施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李白做好事的底氣從何而來呢？有學者曾指出他的父親可能是富商，所以能提供給他優厚的旅行盤纏（見麥朝樞《李白的經濟來源》）。他這樣的行為行事方式，也和一般中國士人的做派不大一樣。
總之，李白的傢庭、他自己身上、他的詩文中都有不少跡象表明，他與絲路文化有著比同時代一般詩人更為密切的關系。通過上面的簡要介紹，這些應該是顯然可見的。
一、從縱向時間的維度來看，李白詩歌是唐前詩歌傳統和唐代詩歌創作交流融匯的結果。從空間維度上來說，李白詩歌也是絲路文明互鑒的產物，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結晶。可以說，李白詩歌也是唐代漢民族文化與絲路沿線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多元共進的結果。二、天才李白的個性是不可模仿和復制的，是難以學習的。但他的成長過程卻對我們多有啟發，可以借鑒，如多語習得、多元文化素養、多環境親歷親聞，都是現代人應該努力學習和效仿的。三、李白傢族雖有可能在絲綢之路的某個節點地域生活過，李白本人雖然也受異域風氣的濡染熏習，但他的思想根基和靈魂深處仍由中華文化積淀而成，他的創作也展示出漢語詩歌頂峰上的無限風光。
最後，套用彼得·弗蘭科潘《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的話，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部全新視角的世界史的話，那麼李白詩歌就是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學史上最璀璨耀眼的篇章。現在我們正大力尋求中國文化走出去，其實，早在一千多年前李白和他的同行們早已走向瞭世界，並且又走瞭回來。這對於今天的文化發展建設是有啟示意義的。
（光明日報記者張哲浩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 2017年05月21日?07版）
[責任編輯:徐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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